唐朝第二代帝王唐太宗，在位二十三年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‘贞观之治’安定、富庶的局面。

在隋灭唐兴的八年中，唐太宗深知为君不易，靠君主一人独断，更容易造成‘乖谬’，甚至误国。太宗十分清楚，历来帝王没有不希望社稷永安的，然而又不能够，其原因只为‘不闻己过，或闻而不能改’。

太宗拿隋文帝独断的利弊，和群臣讨论。太宗说：隋文帝自己决断，劳神苦形，未能尽于合理。天下之事，千头万绪，如果日断十件事，有五件有误，日积月累，乃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？

太宗对大臣说：正君任用邪臣不能治理好国家，正臣事奉邪主，同样也不能治理好国家。唯有君臣相遇，如同鱼水关系一样和谐亲密，才会使天下安定。我虽然不算贤明，但幸有诸公经常匡正补救，希望凭借你们直率的劝谏，使天下臻于太平。

谏议大夫王琏对答道：听说木材经过墨绳的测量规划，才能锯得正直；国君听从采纳臣子的规谏，才会变得圣明。所以，古代的圣君，必有劝谏的诤臣七人。《孝经》曰：天子有诤臣七人，虽无道，不失其天下。若谏言不被采用，宁肯相继谏诤至死。陛下开明，采纳刍荛（割草打柴之农夫野老）之议，臣处于这个无需忌讳的开明朝代，实愿随时将我的一愚人之见讲出来。唐太宗称赞王琏之言，下令以后，凡宰相入朝商议国事，必须让谏臣列席参加，预闻朝政，如果有所批评建议，一定要虚心接受。

太宗为求谏，不止一次强调：若人主所行不当，臣下又无匡谏，苟在阿顺，事皆称美，则君为暗主，臣为谄臣。君暗臣庚，危亡不远。要求中书、门下等机要之司，对于诏敕认为有不合适者，皆应执论，不得阿旨顺情，唯唯苟过。要求臣下要敢于负责，把好诏敕关，使政令更加切实可行。

贞观元年（627），太宗刚刚即位，对于为君还充满了疑惑。有一天他问魏徵：“爱卿，你说何为明君，何为暗君？”魏徵从容答道：“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，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，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。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，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；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，故共、鲧、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。反之，秦二世只相信赵高，最终导致亡国；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，才引发侯景之乱；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，天下大乱而不自知。这都是反面的例子。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，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。”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也同样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。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，并通过太宗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。

贞观元年（627），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。这时，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，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。结果，查无证据，纯属诬告。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：今后要远避嫌疑，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。魏征当即面奏说：我听说君臣之间，相互协助，义同一体。如果不讲秉公办事，只讲远避嫌疑，那么国家兴亡，或未可知。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。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，魏征答道：使自己身获美名，使君主成为明君，子孙相继，福禄无疆，是为良臣；使自己身受杀戮，使君主沦为暴君，家国并丧，空有其名，是为忠臣。以此而言，二者相去甚远。太宗点头称是。

贞观十二年（638），有一次大宴群臣，太宗又问道：“诸位爱卿，你们说说，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？”

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：“隋末天下大乱，群雄竞起。陛下身经百战，历经重重危险，才打下今日江山，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更难。”

魏徵回答说：“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都是天下大乱。乱世方显英雄本色，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。而得天下之后，渐渐有了骄逸之心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，最终导致国家衰亡。以此而言，守成更难啊。”

太宗总结说：“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，出生入死，备尝艰苦，所以觉得创业难。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，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，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，所以觉得守成更难。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，守业的艰辛，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。”

贞观十六年（642），魏征染病卧床，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。魏征一生节俭，家无正寝，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，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。不久，魏征病逝家中。太宗亲临吊唁，痛哭失声，并说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我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征殂逝，遂亡一镜矣。”

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，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，魏徵直言不讳，前后上谏两百多事，李世民全然接纳。

唐太宗心胸广阔，宽宏大量，虚己求谏，从谏如流，并注意杜谗，所以在中国的帝王群中有较杰出的作为，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遗产。